《ICOMOS文化线路宪章》十年的回顾与实践：来自第七届ICOMOS-Wuhan无界论坛的观察与评述

文/丁援、马志亮

摘 要：2018年10月底聚焦“文化线路”的第七届无界论坛正好距离《ICOMOS文化线路宪章》通过十年。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人居署（UN HABITAT）和国际古遗址理事会（ICOMOS）的国际专家以及中国学者、规划建筑设计专家集中探讨了文化线路在城乡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问题。从“文化线路的科学保护”（2009年无锡论坛主题）到“人文·人居·新时代”（本次论坛主题）的发展，不仅仅是文化线路，也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十年来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总结与缩影。
关键词：无界论坛 文化线路 可持续发展

    “文化线路”遗产类型肇端于1993年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的西班牙部分申遗成功，其正式的理论构建则始于次年的马德里“文化线路”专家会议。此后十余年间，各国学者贡献出了大量具体的遗产线路，并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议，探讨“文化线路”概念，寻找文化线路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路径。2008年11月4日，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6届大会在魁北克通过了《ICOMOS文化线路宪章》，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化线路”话语体系，确定为其作为世界遗产类型之一。

本届无界论坛在以往侧重科学保护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文化线路”理论发展，强调在实践中城乡发展，特别是人居的内核并拓展外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传来视频发言，他指出：当前人类正经历着规模巨大、速度空前的人居环境建设，纷繁矛盾、复杂问题和尖锐挑战对人居科学理论创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迫切诉求。而这要求“文化线路”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本次大会上，来自西班牙、葡萄牙、法、德、美等国的7位专家，与众多颇具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一同，回顾各自近年来有关“文化线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畅谈“文化线路”在城乡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问题。

1.“文化线路”的概念总结

1.1“文化线路”概念的提出、扩大与进一步丰富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顾问委员会顾问、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科学委员会协调人、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詹姆斯·瑞普讲述了“文化线路”概念的演变。他认为这一概念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逐渐形成，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第一份关于“文化线路”的全球声明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ICOMOS，明确指出一条遗产线路是由有形的元素构成的，其文化意义来自于跨越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和多维度的对话。

欧洲委员会扩大了这一概念，认为一条“文化线路”不一定非要是一条可以走的路，它可以由博物馆、市民、各级市政府等文化利益攸关方共同组成，也可以涵盖各种不同的主题。欧洲委员会的“文化线路”概念既为休闲和教育活动提供了途径，也成为负责任的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此后，“文化线路”的概念循此脉络继续扩展，“文化线路”不仅可以是一段时间内存在的一条线路、一条实际存在的线路，也可以由一系列的文化和历史上的重要因素共同组成，它可能从未在历史、空间和时间上存在过。

这一概念在美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由此带动了旅游业的日益繁荣，而美国的大量文化遗产也因此得到较好地保护和利用，从而令“文化线路”构筑起通往社会、经济和人类发展的桥梁。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社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也被纳入“文化线路”的关键概念之列。美国的国家步道系统最接近“文化线路”。

1.2“文化线路”的四大概念和五大特性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陈同滨教授简单回顾了“文化线路”概念的生成与演进过程，强调了“文化线路”概念的四大要点：1基于运动的动态、交流的概念、空间和时间上的连续性；2涉及一个整体，线路因此具备了比组成要素的总和更多的价值，也因此获得其文化意义；3强调国家间或地区间的交流和对话；4应是多维的，不同方面的发展，不断丰富和补充其主要用途，可能是宗教的、商业的、行政的或其它。其次，陈教授简要阐释了“文化线路”具备的动态特性、时空连贯性、文化意义的整体性、跨区域的交流特性和功能多样性等五大特性。

1.3欧洲“文化线路”意味着什么？构成要素有哪些？

欧洲克吕尼修会古迹联盟主任、欧洲“文化线路”法国联盟主任克里斯托弗·沃罗先生（法）的演讲以克吕尼修道院及其欧洲网络为例，探讨了欧洲“文化线路”的概念和构成要素。欧洲“文化线路”意味着什么，这是欧洲委员会在1987年发起的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一场时空之旅，展示欧洲不同国家和文化的遗产是如何成为共享文化遗产的。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率先进行五个方面的运作，即合作研发、增强有关欧洲历史和遗产的记忆、适合年轻欧洲人的文化和教育交流、当代文化艺术实践和文化旅游以及文化可持续发展。而克吕尼修道院及其欧洲网络作为欧洲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由成百上千的修道院和城市组成的网络，在这五个方面的运作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典型示范作用。克吕尼修道院的文化遗产充斥整个欧洲，欧洲人保护并改造利用克吕尼修道院的相关线路也是包罗万象、范围宽广，相关的巡回步道遍布全欧：从匈牙利到大西洋，从苏格兰到意大利。通过对克吕尼修道院及其欧洲网络的研究，足以明晰作为欧洲“文化线路”的必要构成要素：首先，必须包含当地参与者和居民；其次，必须将彼此分离的遗迹或场所联结起来；再次，必须令遗迹与他者形成共鸣。

2.国内外相关实践经验总结

2.1“文化线路”与线路景观

ICOMOS学术委员会协调人、来自美国的瑞普教授重点介绍了“纽约高线”的保护改造经过，指出其改造成功的原因，总结改造废旧交通线路的经验与教训，认为“文化线路”要因地制宜，激发公众的想象力与参与度。“纽约高线”是一条沿纽约西区延伸的高架铁路，开通于1934年，至1960年代，其最南部的高架铁路被拆除，整条线路在1980年被废弃。为避免高线被拆除的命运，1999年，约书亚、大卫和罗伯特·哈蒙德等人创办了“高线之友”，开始将这条古老线路改造为公共空间。

至2009年，“纽约高线”被重塑成一个公园，每年有超过700万游客参观，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纽约高线公园的成功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1成为城市景观的代表，种植了大量树木，保存了野外景色，市民沿着线路步行，可以欣赏自然风光和历史建筑；2开拓了青少年社区，制定个性化旅游线路，令青少年有机会参与园艺、邻里社区的交流；3艺术和设计是高线发展的核心。这是纽约唯一一个有专门多媒体当代艺术项目的公园，全年都有免费的多媒体当代艺术节目，艺术家能参与公园的设计建设。

由此瑞普教授总结改造废旧交通线路的经验与教训：1激发公众的想象力，让他们参与到城市建设中；2对设计质量作出不妥协的承诺，吸收最优秀的城市规划师、设计师、园艺师和艺术家等；3有长期的、可持续的资金保障；4用全年无休的活动，激活空间吸引游客；5解决好游客对周围社区的影响，这个问题高线公园创始人没有成功地解决，造成了游客对社区的冲击。瑞普教授最后分享了一些“文化线路”对社区贡献的想法，认为“文化线路”应该强调社区的历史和遗产，可以激发年轻人用走路参观的形式洞察线路的过往，领略沿线社区的历史文化，从而推动城市经济、文化和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从“纽约高线”作为一个独特的适应美国的经验出发，建议“文化线路”概念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以适应自己的文化和场地。

与美国实践相呼应的线路景观改造工程也发生在长江流域。由武汉地产集团投资建设的东湖绿道一期和二期工程相继于2016年底和2017底正式开放，在2016年即被列入“联合国人居署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示范项目”。目前三期工程正在进行，东湖绿道将形成环路，供游客选择多种游玩路线。东湖绿道依托于东湖风景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历史，建设过程充分考虑到“以人为本”，在规划开始阶段就将公众咨询和参与纳入其中，形成开放空间，鼓励绿色出行；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和系统修复，更多保留自然野趣，尽显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山水文化，以城市的尺度塑造小型的滨水文化线路，其受到联合国人居署的肯定可谓名至实归。

2.2“文化线路”与中国申遗

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位于“丝绸之路”东段，由一系列代表性历史文化遗存和景观集合而成，属“文化线路”类型。路网全长8700公里，一共有33个遗产点。丝绸之路申遗文本主要编制人陈同滨教授以此次成功申遗为例，分享了自己在线路遗产研究中的思考和实践，主要是通过分类的方法提炼出33个遗产点的共同的整体价值，其次是利用地理文化单元的概念，从生业、住居方式、习俗文化、宗教信仰这些要素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入手，建立内在的整体性，并强调交流的轨迹，以此建立遗产整体的关联性。

2.3“文化线路”与江河自然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河流与遗产：大河文化”教席持有人、法国图尔大学的卡尔·万增教授演讲的主题为“河流与文化遗产”。万增教授认为河流对人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故而河谷地区成为了文明的摇篮。得益于便利的水运条件，河流还充当着文化的传送带，对文化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大江大河也会创造自己的文化，极大丰富了文化的多样性。城市规划者需要利用在江河边的优势，塑造自己的大河城市，突出自身的特征。当然，沿河城市也需要提升江河水质，使居民更愿意到水边活动。

欧洲已经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洪泛平原和湿地，导致了许多大型水生生物的灭绝或濒危。这破坏了江河区域的生态平衡，其危害相当深远。例如，很多昆虫因此过量繁殖，欧洲每年因汽车在水边遭遇大量昆虫撞击所造成的损失是十分惊人的。

从自然和文化角度而言，欧洲人正在失去依赖于江河的多种文化，因为生物多样性与河流文化是相互作用的。欧洲人正在努力扭转不利局面，认识到人类必须适应江河流域的动物和植物，采取多种修复生态的措施，并通过测量河流生态系统功能恢复前后的生物多样性状况来检查恢复措施的效率。而将河流模型和人口模型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最好的河流生态系统修复措施，就是减少人类干预。所以一定要保护人类无法到达的区域，真正为生物多样性建立一个不受干扰的场所和生存空间，为此，人类有时要做出部分牺牲，才能让一些更敏感的物种得以保留，人类要了解如何与动植物共存。

华中科技大学的李晓峰教授主要讲述其关于汉水流域文化线路上的城乡聚落研究。在他看来，汉水流域是中部地区重要的遗产廊道，有多样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人文环境。汉水流域聚落类型包括滨水聚落、平原聚落、山地聚落、水上聚落等。城乡聚落空间的形式因水而成。在防洪影响下，城市的变迁和因水而建的乡村聚落的变迁都值得我们关注。因此，聚落遗产的保护，要从水环境保护着手，并考虑聚居者的基本权益。

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去看待汉水的沿线聚落，可以称之为遗产廊道，其沿线聚落的生成与演变是水文与人文互动的结果，汉水流域是探索河川文明范式的一个典型，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汉水流域的遗产廊道能够作为一条“文化线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文化线路”研究与活化利用的前景展望

3.1“文化线路”与联合国人居署的城乡可持续发展战略

联合国人居署中国项目主任张振山先生介绍了“联合国人居署的‘新城市’思考”。张振山指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既造就了城市的气质，也提升了城市的魅力，更决定了城市的品位。历史风貌、特色建筑、园林景观等都是城市文化的集中体现。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了城市的凝聚力，也增强了城市的活力。因此，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在过去40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很多城市破坏了大量的优秀文化遗产，令人扼腕叹息。

为解决城市及其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联合国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市议程》。这两个文件对城市文化的发展和保护作出了很明确的阐述和要求。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城市第一次被作为一个整体列出了17条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的目标11是“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其下的第4条小目标明确指出要“加大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新城市议程》是在第三次全球人居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它是促进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承诺，以此作为在全球、区域、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各级以综合和协调方式、在所有相关利益相关方参与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步骤。《新城市议程》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以行动为导向，并为各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提供指导的文件，包括了大量有关文化和遗产的内容。

3.2“文化线路”与长江大保护、城市复兴

在主题为“文化线路与长江大保护”的对话环节，国内外多位专家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入手，畅谈各自对于长江大保护和城市复兴的看法。ICOMOS共享遗产研究中心丁援博士率先指出，谈长江大保护，可从“文化线路”的角度进行梳理和研究。

《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杂志执行编辑冈萨雷斯副教授认为，“文化线路”的概念是活化发展的，不同地区可根据自己的历史进程、社会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而有所调整，近年来中国的长江大保护提得很多，也越来越重视滨长江城市的复兴。

瑞普教授认为在这个背景下，江城武汉有广泛可利用的“文化线路”机会来促进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武汉保留了许多极富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和线路，人们行走或骑行在这些道路上，就可以感受到从老街巷上和老房子里散发的历史文化的芳香扑面而来，若能在这些街区和线路上融合当地民俗、艺术等形式，则可进一步增添线路的文化内涵。

ICOMOS共享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许颖博士则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研讨武汉，认为武汉是“长江文化线路”的重要一环。武汉正在开展“万里茶道”的申遗工作，武汉自身就是这条“文化线路”上的重要一环。同时武汉是长江沿线的重要枢纽城市，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具备大量中西融合特征的历史建筑，城市内部存在多条“文化线路”，城市整体更是“长江文化线路”的重要一环。武汉的遗产价值非常高，有丰富的工业遗产、河流遗产、城建遗产和文化景观，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代表性城市。

（全文发表于《中国名城》2019年第2期，有删节。）